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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关于宗教、法律和国家的哲学是其复杂体系中最迷人的部分。这也是英美哲学由于自身理论局限性、思想禁忌等内外原因而无法消化的领域。大多数现代英国和美国（甚至一些德国）黑格尔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放弃了这两部分。幸运的是，我们和英国自由派政治学家霍布豪斯一样，没有从德军投下的炸弹的哨声中听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声音。我们可以不考虑这些限制和禁忌来面对这些部分。黑格尔的传记有很多，但罗森茨威格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黑格尔与国家》（弗朗茨·罗森茨威格：《黑格尔与国家》，黄宇洲译，商业出版局，2025年）是其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传记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任领导人霍内特黑格尔哲学的著名学者曾评论道：“这本书（《黑格尔与国家》——作者注）是对黑格尔政治事务发展最生动、最完整、最精确的研究之一。” （阿克塞尔·霍内斯：《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思想史的肖像》，梁乐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不过，霍内斯也指出了为什么这本书在学术界没有受到重视。除了上述理论和政治上的限制和禁忌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家罗森茨威格的意外去世以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放弃黑格尔主义的德国民族计划而转向犹太思想（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救赎之星》）。从古代文献中发掘罗森茨威格这本书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哲学历史兴趣，还有更务实的目的。 《黑格尔与国家》作者：（德国）Franz R罗森茨威格 译者：黄宇洲商业出版社 2025年5月 黑格尔哲学与18世纪欧洲 罗森茨威格的书主要讲述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两个事件在这里交织在一起。第一，黑格尔在德国（事实上，在黑格尔时代还没有统一的德国民族国家）和当时的欧洲所经历的政治现实和变化。其次，黑格尔。他个人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黑格尔生活在欧洲和德国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新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不仅第三阶层（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四阶层（无产阶级）也热衷于他们的努力。他们开始南转与这些新的政治事实相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旧的政治制度和哲学开始变得不够用。在本书中，罗森茨威格 (Rosenzweig) 的指导结合黑格尔的个人经历和政治背景，重点通过黑格尔不同时期的著作（包括一些未出版的手稿和书信）来揭示和重构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概念和体系的形成。从早期阶段开始，黑格尔就没有任何类似于“法哲学原理”的东西。他表达了较为完整的关于法律和国家的哲学体系，但随着自身政治形势和哲学体系的发展，他逐渐修正和完善了自己的观点，成为“法哲学原理”。这其中夹杂着一些外围参与和黑格尔对现实政治的仔细观察和评论。例如，宗教因素在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并最终在《法哲学原理》中体现出来，这表明黑格尔正在完善和修正其理论体系。在佛的过程中黑格尔所面临的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确立，也是两条路线交织发展的：一是民族的建设；二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尽管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民族意识的建构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还是新鲜事。同样，新的国家机构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并迅速发展。德国作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新来者或者新来者，在随后的实际政治进程中将新旧元素混合在一起，最终达到了一种极端的境地。黑格尔是在国家形成和国家形成的一般背景下思考的。我们必须承认，黑格尔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和视野的盲点。就黑格尔而言，像他的后裔一样，他形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我没有这样做。黑格尔未能提出民族主义思想可能是由于代际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与歌德和维兰德一起生活在欧洲的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魏玛-耶拿小公国无法理解后来出现的地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当时欧洲一些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最终却引发了暴力反应。像黑格尔这样的普遍主义者不会使用民族主义作为他的理论的基础。黑格尔。黑格尔在斯图加特、蒂宾根、伯尔尼（瑞士）、法兰克福和耶拿的政治中充当了“干预观察员”。这些不同的德语城市在当时有着不同的现实和文化政治差异，黑格尔从这些差异中受益匪浅。直到拿破仑率领法军到达耶拿，遭遇“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之后，黑格尔才终于明白现代世界的政治方案应该是什么，或者说应该如何提出。罗森茨威格的书分为两部分，而断裂恰恰发生在拿破仑身上。后来科耶夫谈到黑格尔现象时在《精神论》中，他把拿破仑视为现代世界的起点，因为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这段真实的历史时期，是现代世界运行机制阐明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旧世界的终结。黑格尔一生都在努力消化历史上呈现的现代世界的全貌，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并通过他的作品向人类自由致敬。直到晚年，他才在普鲁士首都柏林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律与哲学原理》。 《法哲学原理》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黑格尔提出的众多概念的统一，也是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对现实的部署。 《法哲学要义》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 《精神现象学（改编新派版）》【德国】 黑格尔、何琳、王九星，世纪文学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 德国的历史悲剧黑格尔该负责吗？与普遍认为黑格尔是反自由主义或反现代社会的观点相反，黑格尔的自由观比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更具体、更包容，是一种更符合现代或反现代社会条件的自由观，也是更先进的。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的实现不是自然赋予的自由，而是作为伦理生活最后阶段的国家的具体的、普遍的自由，是在现实中经过无数次否定才得以充分实现的。黑格尔提出的这种关于自由的社会历史性质的观点不同于黑格尔之前常见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模式。尽管自然法的社会契约论是启蒙运动时期政治哲学的基本表达，但黑格尔并没有不要落入它的陷阱。黑格尔对待自由的观点直接运用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因为心灵不仅通过反思获得内容，而且还获得自由。罗森茨威格指出，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黑格尔帮助精神获得自由，因为他拒绝承认思想不承认的东西。“合法的德拉。”通过自由，精神就在当下。” （弗兰茨·罗森茨威格：《黑格尔与国家》，第369页）当代德国政治现实的悲剧（梅尔尼克意义上的“德国灾难”）玷污了德国政治思想的大部分，也掩盖了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在我们生活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作为资本的对立面而出现，国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重新出现。人们刚刚从梦中醒来，意识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国家或监视国家并不是必然的。对人类政治制度的主动回答，在当前背景下甚至是非常有害的。福山关于自由主义全面胜利的“历史终结”已成为笑话。目前的情况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终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承认并指出了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是社会和经济生活（公民社会）的对立面，但又高于社会和经济生活。他还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或者是一个维护人类自由的地方。卢梭对“个人”和“公民”（或“人权”和“公民身份”）的区分对黑格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就是他自己；他本身也是一个人。诚然，人们在公民社会中解决各种“需求”，但人类的完整性只有在国家（参与政治生活）中才能得到充分、彻底的实现。黑格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比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但这种区分有着巨大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构成了哈贝马斯后来的系统—生活世界区分和卢曼的系统—环境区分的原型。 《法哲学要素》 作者：【德国】黑格尔 译者：范阳/张启泰 译者：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5 月 18 世纪末的两次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及随后的宪政进程），及其不同的方向，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极为重要。必须坦白承认，美国的政治形势并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设想。黑格尔的《法律和哲学原理》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关注较少，而托克维尔在同一时期后期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则较少关注。因此，威尔莫凯形象地描述了“黑格尔的密涅瓦猫头鹰飞得早一点”（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的现代性》，应奇、罗亚林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00）。尽管黑格尔对现代民主主义制度没有直接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寻求“所有人的自由”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不能产生适当的民主制度。毕竟，“即使在其理想化的形式下，普鲁士君主制显然也不是欧洲历史上的最终定论”（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 200 页）。正如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哈贝马斯、霍内斯等人的著作所论证的那样，人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不仅可以产生民主制度，而且可以产生激进民主、真正民主或协商民主，这与简单的会计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黑格尔和他的德国学生。德国艺术史学家 F.T.库格勒于1828年提出了这一纲要。 德国的“特殊道路” 黑格尔是德国历史学的奠基人兰克是学校的一员，并且担任的职位与兰克相似。他的理论观点与柏林大学的同事，包括他所采纳的历史学派的萨维尼不同，人际关系也不融洽。然而，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常常是并列的。罗森茨威格的书《黑格尔与国家》是献给他的老师梅尔尼克的。本书的写作源于梅尔尼克对黑格尔《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分析。梅尔尼克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老师。他继承了兰克这一学派的传统，试图从文化国家和权力国家两个维度来讨论民族。梅尔尼克虽然没有像特雷奇克那样完全献身于国家权力，也没有像西奥多·蒙森那样完全与俾斯麦帝国保持距离，但他沿袭了这一学派的传统，给了德国国家特殊的地位。特点。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德意志人并没有强大的自我参照的民族中心，民族始终是相关理论的焦点。黑格尔的国家愿景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也是梅尔尼克的起点。罗森茨威格还指出：超越遭遇。 （弗兰茨·罗森茨威格：《黑格尔与国家》，第408页）权力国家与文化国家之间的争论贯穿了整个德国近代史，其结果无非就是“政治绝望的文化”和“文化绝望的政治”之间的不断交替。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当然是权力国家和文化国家的统一体，但黑格尔当然会否认这一点。黑格尔认为，德国所谓的“特殊道路”必须与普遍性相统一，但只有在对“是什么”进行批判性审视之后才能接受或拒绝，这一点从古希腊人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格拉底和安戈蒂娜。这种内部矛盾被作为从世俗主义向后约定主义演变的驱动力，与俾斯麦帝国相关的思想家陷入了盛行的“特殊恩惠论”和对德国历史和现实的轻率接受，最终只能导致悲剧，而罗森茨威格并不完全认同或接受他写此文的目的。这本书通过黑格尔批判性地分析和改革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望胜利，这个想法不再可能了。与韦伯关系密切的德国政治家瑙曼曾承认，“文化”（Kultur）是一战后德国政治中最有问题的概念，而莱佩尼斯对文化这一特殊性概念仍持谨慎态度。在《德国历史上对文化的拒绝》一书中，我们明白“政治创造的政治”并不意味着否认“政治创造的文化”，但只要我们批判性地审视我们理解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不是直接接受它，实现普遍性政治哲学的途径是强调“具体的普遍性”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性”。黑格尔无意完全接受所谓的德国历史文化，但在我的小儿子王洪建的邀请下，我从柏林来到了弗莱堡。近年来我们交流频繁，极大地拓展了华人世界对法学和黑格尔民族哲学的研究。同年夏天，柏林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授予其日耳曼地位。他说：“今天只有少数声音明确表达了从国家概念的角度重新评价黑格尔政治哲学并使其再次具有现实意义的意图。” （Axel Honneth：“各个时代的活体解剖：20 世纪思想史的肖像”，第 3 页）以及“最终，罗森茨威格对他传记的贡献”格尔的思想是，记忆的中心不再是民族概念，而是一切对现代世界的政治想象（Vorstellung）有用的东西。”（Axel Honneth：“时代的活体解剖：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肖像”，第4页）I 7一年多前，我充分理解了韩立新教授讲座的深刻含义。也许我们国家正在实现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因为只有我们有意愿、有能力面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并欣赏它。罗森茨威格的《黑格尔与国家》在出版一个世纪后被翻译成中文，也将在世界历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作者/编辑：李哲瀚/校对：李永波/王欣